中加关系步入黄金时代:华人移民受益

8月30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受中国总理李克强邀请访问中国。首次正式访华的杜鲁多不仅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阵追捧这位年轻帅气的加拿大总理的热潮,更出乎外界意料地和中国迅速达成了多项重量级合作协议。

此时今日,加拿大自身的经济及其与传统战略盟友美国的贸易关系双双陷入发展瓶颈。如此背景之下,枫叶之国似乎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远东。杜鲁多正以比人们所期待的更强的力度,拓宽着那扇由他父亲打开的外交之门背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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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空降北京,开始了他为期8天的中国之旅。这是杜鲁多任加拿大总理后首次正式出访中国。杜鲁多不同于人们对国家领导人“秃顶大肚子”传统印象的俊朗外貌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追捧。

这位热爱运动的加拿大总理在中国吃熏肉、打太极、和民众亲切自拍,展示其健美身材和俊朗外表的照片一时间被传遍了中国的社交网络。同时,其卓绝的学识和显赫的身家背景也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微博、微信中开始频繁地出现讲述杜鲁多生平故事的文章。甚至连中国商业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都被杜鲁多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你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自信和能量,”马云坚定地说,“我们认定他就是加拿大的未来”。

坐实“最帅总理”之名的杜鲁多对中国来说很新鲜,但中国对他来说却并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但在此之前杜鲁多已经拜访过中国三次。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孩童的杜鲁多就随他的父亲,时任加拿大总理的老杜鲁多(Pierre Trudeau)一同造访过中国。

老杜鲁多于1970年力排众议与中国建交并在北京开设了大使馆。当时的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家同中国建交并在京设立了使馆。在那个信息闭塞、思想保守的年代,金发碧眼的老杜鲁多一家以时髦但亲民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与名胜古迹时,比如今的小杜鲁多引起的轰动更甚。

老杜鲁多与中国交好令人印象深刻,而他一手力促中加建交的举动,更是为次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中国人,多数都记得杜鲁多这个遥远但亲切的西方姓氏。

然而,杜鲁多此次故地重游,自然是身负外交重任,而不只是简单去当网络红人的。在经历了老杜鲁多鸿蒙初辟的“建交蜜月”和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总理所塑造的“中加黄金时代”之后,中加关系在哈珀(Stephen Harper)总理执政期间遇冷。哈珀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批评颇多,并且拒绝出席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得中加关系一度走向历史冰点。

杜鲁多这次前往中国,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短短八天内,他先同中国顶尖商业精英云集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会谈,紧接着又与习近平、李克强会晤,之后赶往杭州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还访问了上海和香港。繁密行程中,杜鲁多甚至还和篮球巨星姚明一起造访了一所中学,和中国学生打了一场比赛。

不难看出,杜鲁多正试图借此次访中实现改善中加关系、密切商业往来的重要使命。而杜鲁多这次访华还特地带上了他七岁的女儿艾拉-特雷斯(Ella-Grace Margaret Trudeau)。“小小杜鲁多”和父亲首次来华时的年龄相仿,中加两国良好关系在杜鲁多这个姓氏上的延续轨迹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显。

加动作幅度超预期全力推进同中合作

虽然中加两国分析人士对杜鲁多的访华之旅充满期待,但在杜鲁多成行前,多数的分析倾向于加拿大将“文火慢炖”地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包括哈珀政府执政时的加拿大贸易部长戴国卫(Stockwell Day)和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在内的诸多权威人士都在杜鲁多访华前预测:加拿大和中国的交往不会操之过急,杜鲁多将慎重对待中加自由贸易协定和加拿大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等问题,这回先和中国恢复良好的外交关系,之后再一起看细水长流。

然而,令一干政要和观察者大跌眼镜的是,杜鲁多刚一落地北京,便大刀阔斧地和中国开始谈判合作事项。抵中第二天,杜鲁多便表示,加拿大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9月1号,中国总理李克强更先于加拿大向世人透露惊喜,中加已经同意开始就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进行初步谈判。

接下来,又是捷报频传:中加签订总金额超12亿加元的56项商业合同;两国就此前僵持的油菜籽贸易争端搁置争议,寻求妥善解决方法;中方同意加拿大在华增开七个签证中心……一切都似乎比人们所预测的更多、更快、更好,就连新增签证中心的数量,都比此前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访华时所要求的还要再多两家。

随同杜鲁多访华的加拿大贸易部长方蕙兰(Chrystia Freeland)在代表加拿大同中国签署56项重要的商业合同后表示,加拿大会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而加国政府也会充分、慎重地考虑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

方蕙兰说,加拿大此次通过和中国签订涉及诸多领域的商业协议,争取和中国建立“深入并高效”的经济关系。此举一出,似乎预示着“中国是加拿大第二贸易伙伴”的说法在数据的支撑之余更多了几分动态的重量和再进一步的潜力。

诸多中加合作的利好中,加拿大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中加开启就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可能性的研究对话无疑是最吸引人的两条消息。亚投行是一个面向亚洲各国政府提供资金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洲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经济增长潜力的,也是世界人口红利最优越的区域之一。

然而,因资金有限,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瓶颈。因此,简单地说,亚投行是为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支援的金融机构。目前,加拿大国内自身的经济发展面临局限,而社会人口结构又受到老龄化问题的困扰,因此,加拿大对亚洲经济与人口发展力量的渴求十分直白。此次毫不犹豫地加入亚投行,加拿大无疑是看到了亚洲可为己用的巨大潜力。

用杜鲁多自己的话说,加入亚投行可以帮助加拿大在亚洲地区发展更多、更有深度的投资项目,从而给加拿大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更多的投资项目和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飞机与航线运输)无疑可以增进加拿大与亚洲诸国的人员流动力度。而对中加的普通百姓来说,加拿大加入亚投行所带来的利好主要体现在两国间出行障碍的减少、进口产品价格下降、留学与技术人才交流机会增多等方面。

而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目前虽然并非板上钉钉的事,但就目前两国对此所彰显的姿态来看,两国国民有理由对中加自贸协定保持乐观态度。除去方蕙兰、李克强等人对自贸协定积极表态,加拿大政府方面事实上早已悄然开始了对此事的运作。今年3月,在上届自由党政府执政时任加拿大副总理,现任加拿大商业理事会总裁兼执行长的曼利(John Manley)便作为杜鲁多的“侦察兵”前往中国,并在商业论坛上呼吁中加两国开启自贸协定的对话。

曼利表示,加拿大在经济发展上一向依赖美国市场,但如今,加拿大已经着眼中国,并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我们现在停在海上的油轮装满了油,却没有地方送,”曼利形象地描述了加拿大经济发展的悲观局面,而自贸协定一旦能有进展,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加拿大经济复苏提供助力。

自贸协定的签订能够使得协定双方国以低关税或零关税的形式向对方销售低价的本国优质产品,同时,两国企业家前往对方国家进行投资的门槛也会大幅降低。参考2015年6月中国同澳大利亚签订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在签订协定五年后内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这使得澳大利亚引以为豪的牛肉、海鲜、乳制品等物资得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而中国低成本的机电配件、纺织产品等也得益于此,拓宽了在澳洲市场的销路。

由此不难想象,中加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达成,中国将迎来石油、矿产、海产、林业、肉类等资源进口方面的利好,加拿大也将由此大幅缓解长久以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历经22轮谈判,自始至终跨过了十年光景。中加国民想要切实体会到自贸协定带来的好处,恐怕还需时日。

除去这几条商业往来的重磅消息,中加两国还就许多其他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根据中国外交部于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联合新闻稿(全文)》,中加两国还同意建立两国总理年度对话机制,建立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及加强两国在环保、清洁能源技术、劳工、旅游、文化、人权、健康、司法及国际援助等领域的合作力度。

仔细观察这些合作的题目,则不难看出,杜鲁多政府努力在这些特定领域同中国达成协作,是基于加拿大目前的国情与经济发展状况考虑的,同时也是符合中加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大战略方向的。比如,同上文所述,中加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达成,加拿大将会向中国大幅出口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自然资源。

而与之相应的,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中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加拿大的清洁能源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领先,杜鲁多此次出行早早同中国签订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协议,可被视作是为将来更大规模的资源出口贸易开山铺路。

而劳工、旅游等方面协议的制定和完善,辅以近半年来加国在放宽移民、留学等政策上的诸多“大动作”,更为两国将来更为密切的人员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系列颇具突破性的合作意向,意味着中加关系正式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亲密阶段,而中加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或许正在杜鲁多的治下诞生。

中国之旅意义深远加美同盟已现裂痕?

加拿大出乎意料的合作姿态与杜鲁多自身出众的人格魅力,使得他超越世界各国同期访中的政界巨头,成为本届“众星云集”的G20峰会中最被人关注的耀眼明星。与杜鲁多在中国所受到的无与伦比的追捧相对比,美国总统奥巴马抵中时却遭遇了中国机场未铺设欢迎红毯的尴尬插曲,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Susan Rice)更和中国官员因安保问题当众争吵,让世人对中美两国的微妙关系产生诸多猜想。

使得奥巴马不得不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在意这些细小摩擦,中美两国合作姿态仍同以往。但同时,奥巴马也承认,这次访中和中国“发生的争执多于以往”。德国《日报》在聚焦本届G20峰会上的中美关系时,使用了“中国的新傲慢”作为文章标题,以形容中国对美国不同以往的强硬态度。而瑞士《新苏黎世报》则干脆形容G20峰会上的中美两国间的“空气有毒”,彰显出中国力图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美国竞争世界霸主位置的姿态。

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大阵营在世界各个领域展开直接竞争的局面或许已经不可避免。对世界其他各国来说,虽然还不到站队选阵营的地步,但在世界老牌强国与新兴的头号挑战者间选择其中一方成为主力合作的发展伙伴却着实成为了不得不思考的课题。相比中美间在本届G20峰会上所达成的相对缺少实质意义的合作意向,中加两国所签订的诸多颇具分量的协议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些重量级的合作协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加拿大对同中国的合作前景的强烈重视。
作为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在诸多历史事件上一向选择同美国密切配合。而并不令人意外的,美国也是加拿大的头号进出口贸易伙伴。可以说,加拿大是美国诸多世界盟友国中最为亲密的一个。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之初,美国一度力劝自己的盟国不要加入。英、澳、韩等美国重要盟友因地缘关系受美国影响和制约相对较弱,因此纷纷看准机会,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而彼时的加拿大政府几经犹豫,选择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暂时观望。回望时任政府的决定,现贸易部长方蕙兰将其直白地形容为“错失良机”。这次,杜鲁多政府毅然决然地加入亚投行,虽然并未明言其中深意,但加拿大在权衡政治压力与自身利益后试图加深同中贸易合作,弱化和美国的绑定关系的意图却呼之欲出。

伴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将至、德、法首脑面临换届选举等潜在的变局的到来,世界的政治格局或许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加拿大在这一档口做出“亲中疏美”意味鲜明的举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现实情况不得已而为之。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易斯(Norm Lewis)对加西周末表示,无论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希拉里(Hilary Clinton)中的哪位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胜出,美国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相比现任政府更为封闭保守的政治路线,而这对于长久以来将美国视作头号贸易伙伴的加拿大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杜鲁多政府选择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呈现更开放姿态的中国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合作对象,无可厚非。

杜鲁多在G20峰会上罕见地向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和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趋势开炮,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他对于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抬头的担忧。他甚至不惜得罪未来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公开批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是拖慢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元凶。“建造高墙只会让一个国家变得封闭,而并不能创造任何的机会和经济增长。

如今,保全自身的政治态度变得很有吸引力,但我们必须要站出来,和这种态度相抗争,”杜鲁多在G20峰会系列活动中公开发声,更明示自己对美、英等国日渐明显的封闭姿态的不满。而这一态度,恰好也与中国政府在G20峰会上所释放的要求世界各国抵抗贸易壁垒压力的信号所接近。

刘易斯表示,促使加拿大将视野转投中国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加美两国的贸易合作长时间稳定在一个水平,难期突破。自加、美、墨三国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生效以来已有二十载,在此期间加拿大再未同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具有类似重量的自贸协定。虽然近期原则上加入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enership,TPP),但不同于加入亚投行的坚决,加拿大政府在是否批准TPP协定一事上却始终犹豫不决。

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然条件与风土人情类似,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长年集中在能源、钢铁和文化创意产品等几个固定领域。由于两国关系和发展趋势相对稳定,因此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呈现出非常稳定的态势。

相比之下,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具有更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对加拿大的农副产品、优质海产、石油资源、矿产资源、木材、环保能源、纸张和其他植物制品等诸多资源都有进口需求,而加拿大则对中国的机电、小家电、玩具、汽车配件等出口领域充满兴趣。因此,中加两国间的经济关系相比加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明显的互补性。

加拿大国家智库成员、加拿大咨询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首席经济学家霍奇森(GlenHodgson)也提到,相比起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加美两国贸易关系可挖掘的潜力有限。他表示,中国尽管名以上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与以印度、菲律宾为代表的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并不快。因此,中加两国间需要更积极、更高水平的战略安排以进一步挖掘贸易发展的潜力,而中加自贸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杜鲁多此行在商业领域之外的许多态度同样值得玩味。在涉及中、菲、美等多国利益的“南海争端”一事上,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Stephane Dion)证实,杜鲁多确实在访中期间曾同李克强交流。

然而,杜鲁多却并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公开意见。观察人士认为,这和中国希望各国在G20峰会期间不提及“南海争端”的立场相一致。而不同于他的前任哈珀,杜鲁多非但几乎未用“人权问题”责难中国,更在同习、李会谈时出人意料地承认,“加拿大也存在人权问题”。这几乎是授人话柄的做法,同样被认为是杜鲁多降低姿态,向中国示好的信号。

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的加拿大演员、文化人士“大山”(Mark Roswell)总结了杜鲁多的中国之行:“前任政府(在中加关系上)挖了个坑,让后自己跳了进去。幸好,我们现在不再挖坑了。

如今,(中加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如他所说,杜鲁多所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而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更将影响加拿大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走向。就目前杜鲁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来看,中加两国正在铺设一段全新的、密切的合作之旅。而在不远的将来,两国国民便很可能将切实地从中获利。